国家发改委前不久颁布《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》，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，力争使我国可再生能源分别达到能源总消费的10%和15％。这一目标能否实现？如何实现？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务院参事、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会长石定寰。

可再生能源不是装点门面的“花瓶”，而是我国应对能源危机和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。

记者：近年来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发展可再生能源非常重视，对此有些人不太理解：可再生能源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

　　石定寰：的确，对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紧迫性和重要性，国人远未达成共识。但是，我在这里必须说明：可再生能源决不是可有可无、装点门面的“花瓶”，而是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，对于我国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
从人均占有量来看，我国煤炭、石油和天然气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0%、10%和5%。按照“十一五”的能源经济发展水平，以能源消费翻一番保证GDP翻两番的既定战略，即使是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、经济结构调整、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实现有效节能的前提下，到2020年能源需求量也将达到28亿至30亿吨标准煤。我国能源资源供应不仅总量上面临更大压力，而且除煤炭以外的矿物能源的进口依存度也将普遍超过50%，能源安全将面临极大挑战。

同时，目前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温室气体排放国，据国际能源署预测，到201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。如果不前瞻性地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，国际环境问题将直接成为我国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的重大不利因素，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。

　　我国确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不是“水中月”，经过切实努力是可以实现的

　　记者：对于我国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目标，国际社会在刮目相看的同时，也心存疑虑：这样的目标能实现吗？

　　石定寰：只要我们采取切实的行动，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，所确定的目标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“水中月、镜中花”，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。

　　我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――

　　一是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巨大：在水能方面，资源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为4亿千瓦，年发电量1.75万亿千瓦时；在生物质能方面，可转换为能源的潜力约5亿吨标准煤； 在风能方面，全国陆地可利用风能资源3亿千瓦，加上近岸海域可利用风能资源，共计约10亿千瓦；在太阳能方面， 全国2/3的国土面积年日照时间在2200小时以上，年太阳辐射总量大于每平方米5000兆焦。

　　二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取得长足进展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。不完全统计显示，到2006年底，我国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总计为2亿吨标准煤（不包括传统方式利用的生物质能），约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%，比2005年上升了0.5个百分点。而且，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规模化应用，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将大幅下降。

　　发展可再生能源不能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，需要政府、企业、科研院所联起手来，采取切实措施大力推进

　　记者：尽管如此，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事业并非一路畅通。您认为当务之急是什么？

　　石定寰：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道路上的确存在许多障碍，我个人认为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各级政府都要扎实贯彻《可再生能源法》，切实加大引导、扶持力度，不能“雷声大、雨点小”。

　　当前最紧要的工作，是要抓紧制定《可再生能源法》的实施细则，像抓节能减排那样，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考核指标，并分解到各个省（市、自治区）和相关电力、能源企业，狠抓落实。

　　我特别想强调的是，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可再生资源分布情况差异很大，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不能“一刀切”、“齐步走”,要根据各自情况，分区实施。

　　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其要先走一步，不能坐等国家的“红头文件”。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好、能源需求量大、科研技术密集，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强，对改善环境的愿望也格外迫切。因此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需要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，在能源规划和经济建设中优先考虑发展可再生能源，大力发展相关技术和设备制造，探索推广模式、积累经验，做可再生能源事业的排头兵。

　　当然，对于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甘肃、内蒙古及东三省等太阳能、风能、地热等可再生资源富集的地区，国家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，在西部大开发和东三省老工业基地改造中格外关注可再生能源开发，力争把上述地区早日建成全国的可再生能源基地。